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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关注南科大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朱清时


每个关注南科大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朱清时

成为校长时的朱清时已经62岁,他说,打动他再出山的,是这些年从未放下的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完全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

为教改点亮一盏灯

接受校长一职时,朱清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行政化”,由自己兼任党委书记。他想着能推行在中科大时无法进行的改革,能在南科大得到突破。他的理想,就是行政权力不介入学校管理,校领导不设任何行政级别,靠自身影响力和对社会的贡献,赢得认可。

作为一所历经3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招生就是一步迈不过去的坎。“按照制度,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1到5年时间。再从专科开始,升到本科,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朱清时继而决定“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进而绕开高考及背后的整个教育体制。

南科大之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就像当年深圳之于中国经济,被寄予厚望,无怪乎舆论的关注。随后,首批“教改班”有4人退学,3名港科大教授退出,深圳市公开选拔正局级副校长,招生方案更改为“6+3+1模式(采用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复试成绩占30%,高中平时成绩占10%)……这些都与建立南科大的初衷——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背离,当南科大在改革实践中不得不做出诸多妥协时,对教改失望已久的人们再一次惋惜,“朱清时改革失败”的评论因此尘嚣直上,朱清时自然是不同意的,“都在一点点推进,只是推进速度慢,大家看了觉得不过瘾。”

南科大的教师陈锐认为学校在朝着目标稳步发展,也相信去行政化和自主招生等改革最终将实现。但因理念不同,撤出南科大核心团队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则认为,“去行政化”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概念,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也绝对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无异于只追求形式而忽略质量。

朱清时自然是掌握这些评价的,“尽管都没有最后成功,但做出了很实在的头几步。”

朱清时并不希望自己是南科大的形象代言人,如果说最初的“高调”是为了让社会知道南科大要做什么、怎么做。在大家知道之后,朱清时宁愿回归“低调”,更希望用一盏灯来形容这样的作用,“就像南科大校徽一样,点亮了一个火炬、一盏灯,影响了很多人的观念,把改革具体化,并都在做,做得还不坏,没有失败,就是很大的成功了。”

朱清时的四个瞬间

2009年,当为南科大遴选校长的猎头公司找到朱清时时,他正在故宫博物院当客座研究员。不久后,南科大筹建办主任梁北汉等人亲自拜访了他,希望他到深答辩。“我就跟他们说,我肯定不能去。因为我刚从中科大退休,就跑去竞聘一个岗位,中科大校友的感情会受到伤害。”

没想到,为照顾朱清时的这个“面子问题”,深圳真的把答辩环节取消了。朱清时终于被打动,答应出任南科大创校校长。

2010年6月,那正是南科大筹建最困难的时候——学校尚未获得批准,校园建设面临层层阻力。朱清时罕有地“发飙”,历数政府部门“多宗罪”:“我来是办学招人才的,如果连些基本条件都满足不了,我无法往前走了”。

朱清时说,政府请他来时,承诺了许多特殊政策。但到了深圳,他却发现自己的权力极小。比如学校楼顶漏水,“多么简单的事,赶紧叫人来修啊。但政府说不行,要先提出方案、报价、招标!”学校里的灭火器坏了要更新,报批;专家们入住简陋的学生宿舍,要求买个冰箱,还是要报批。后来,据说朱清时找到当时的深圳市领导“理论”,开了几次协调会,才终于争取到1000万元的机动经费。

再如,深圳市已完成南科大校园设计方案的招标:一栋栋高楼包围着矮山,到处都是连廊。朱清时看后坚决反对。他认为大学应该厚重、环保、实用,甚至自己邀请了一个校园规划顾问团。最后,深圳市府妥协,对旧方案进行了修改。朱清时事后回忆说,这涉及原则性问题,必须坚持,即使得罪人也会提出来。

一位当时参与招生说明会的家长说:“我们到得早,一开始只有几位家长,后来人越来越多,很多挤在过道里和门口。开完宣讲会,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回去就决定填报这个学校。”一名学生家长说,改革总是要遭到争议的。但有朱校长在,她就有信心。深圳一所中学校长说,朱清时最大的贡献,是在平静的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改革风波。

荣休之际朱清时变得轻松、洒脱。他坦言自己性格中的缺陷,比如不善于迎来送往,处事不够融通,得罪不少官员等。但在挥别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之际,他感觉到自己5年来的变化。比如他懂得身边人的辛苦,想起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甚至会宴请一些曾帮助过他的人。而这些,在中科大校长任上,他是绝不会做的。

我们已经为南科大建造了很好的基因

通常,高校学子参加世界性大赛,都以高年级或者研究生以上同学居多,且由老师组队并训练。在南科大,同学们都是自己报名,并无老师专门指导,即使赛场设在异国,亦自行前往。

朱清时说起这些就很自豪,“我们学校还有几个学生去参加国际数学竞赛,今年在保加利亚举行,全世界有600多个大学的学生参加。他们第一次参加,根本没有老师带,我们就资助路费。结果三个人都得奖。这说明我们学生自学能力特强。”

今年7月9日,南科大举行了首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被评定的毕业生只有两人,他们分别收到了牛津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的录取通知,决定提前毕业。

两名学生捧着墨绿封皮、烫金校徽的南科大自授文凭,与朱清时校长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曾被不少媒体刊登,曾挂在南科大官网最醒目的位置。

“我们教改实验班1/3以上的学生,在全世界任何大学,包括哈佛、牛津、麻省理工的本科生中间都是出类拔萃的。另外剩下的人中至少一半,在国内的高校中也都是很优秀的。即使是最后的这部分人,成绩不是太好,但他们如果毕业,也都会成为社会欢迎的人才。”相比聊自己,朱清时显然更愿意聊学生。

朱清时认为这也恰是南科大的成功,“学生通过这几年读书,热爱学习,热爱研究,而不是想去赚钱、工作。”我现在唯一能说的就是,这五年,我们已经为南科大建造了很好的基因。就像人一样,基因好,成长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很优秀的人。南科大的基因很好,肯定会发展成一所很优秀的高校,至于南科大今后是否在体制改革、教改等方面取得预期的目标,还看以后的努力。但不管南科大怎么发展,我认为只要加入南科大的学生,这几年在他们一生中都是宝贵的,因为他们正在亲身经历中国的这场高教改革实验。他们唯一的风险就是,因为学校刚成立,教学大纲、课程建设还不完善,这些对一个新成立的学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教育最根本的规律不是教学大纲或课程设计,而是老师和学生的深入交流。如果学生有这么好的老师和研究条件,他们的创新能力会更强大。

时至今日,朱清时的名字早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标志性符号。南科大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去行政化,学术独立、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是自威廉·洪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来,中国教育体制首次革命性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转变。从此意义上说,南科大就是中国教改的一块试验田和一个拓荒者,它的“孤独”可想而知。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中,它既要尊重规则,又要突破规则;既要坚持,又要妥协:既要满怀梦想,又不能让梦想之火烧出边界。改革分寸之间的拿捏是如此微妙而不可言传,也许只有朱清时这样的人物才能掌控带着南科大实现突围。

最难的从来不是焕发理想主义热忱,而是将理想深植于现实的大地之上。这大概是朱清时最不同凡响之处。他的犀利与温和在渐进改革的道路上,以最大的耐心达成了坚定的平衡,带领着南科大在磕磕绊绊中一路风雨、步履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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