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师范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所村小里教书。
学校在村子后面，有两个大队的学生在这里上学，学生比较多，有200多人，七个教学班，校舍有些紧张。村前有一所破落的小院，也被用来当了校舍，安置了三个班。我踏上工作之路的第一个人生驿站，就是这个破落的小院。
和我在同一个院子教书的是张老师滕老师，滕老师是本村的民办教师，既教书，还要种地。在墙的东边是一个小小的菜园子，里面是滕老师种的萝卜白菜。院子中间，有一棵很粗的大杨树，它茂密的枝叶投下的影子，几乎覆盖了整个小院，遮挡了烈日，让我和学生们可以在院子里放心地玩耍。
我来之后，学校负责人张老师和滕老师商量，想给我腾个办公的地方。可是，滕老师只是答应，不见行动，张老师敦促了几回，也就无可奈何了。只好在教室的后面，用砖头搭起一条案子，我就在这儿批改学生的作业。
当时，村校里的老师，基本上是包班的，所有的课程都由一个教师来教，张老师也不例外，虽然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我来之后，张老师并没有立即让我上课，我每天到校后的任务就是和班里的学生一样坐在后面听他讲课。张老师讲课时，喜欢一边讲着，一边打着手势，讲得投入时会眉色飞舞，很有感染力。我就像个小学生那样，托着腮，认真地听他讲课。有时候也帮他改改作业。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样的日子到底过了多久。只知道自己先前惧怕讲台的感觉，就这样在听课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消失了。甚至，在他来晚了，或者有事耽搁了的时候．我会偷偷地站在讲台下给那些小我五六岁的孩子们讲课。慢慢地，我不仅不再惧怕讲台，而且就像一只吃不到桃子的毛猴那样火急火燎，我想理直气壮地给学生们上课。
张老师让我选一门课，我就选了数学，并且，还自愿教学生们画面、唱歌。当我真的站在讲台上时，心中竞长长舒了一口气，我不仅没有了实习时的那份紧张和狼狈，反而格外的兴奋和激动。
张老师讲课时，我坐在后面听。现在，我讲课了，张老师就坐在后面听。有时候，他一边批着作业，一边听我哪个地方讲得不透，或者教材把握得不好，他都会随时指出来，让我得以及时的改正。
他自己虽是一位有资历的老教师了，却从不摆架子，有不会的问题，也会向我请教。记得有一次，张老师在课堂上领着学生学习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围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当时，我坐在教室后面给学生看作业，他突然问我：“李老师，这个‘女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还不清楚呢，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行吗?”当着全班学生的面，他的态度是那么的诚恳。
教室门前是个大空场，是学生课外活动和课间做游戏的场地。他们做的游戏很多：抓石子、跳格子、挑绳子、丢沙包、踢毽子、捉迷藏。毽子是用六块小方布手工缝制的，里面装些玉米粒或大豆，有时候也装些沙子。他们往往玩得最尽兴时，张老师的哨子一响，他们乖乖地回到教室。滕老师虽然与专业老师不能相比，但他很敬业，自己学画画、唱歌，然后一点点教学生。教室门前场地的下面是滕老师家的菜地，滕老师会在上美术课时让学生站在菜旁观察、作画。现在想来，滕老师真的很了不起！把美术课上成实践课。一年四季，菜园绿着，菜名变换着，学生在看着、画着。记得滕老师指着一个个胖乎乎的萝卜说，看萝卜青枝绿叶，长得多壮实，看谁画的最像。
最难挨的是冬季，尽管滕老师早早找来报纸把窗户糊好，但教室还是冷冰冰的，像个冰窖。滕老师在教室后墙角放上四块土胚围城一个方形，在圈里燃柴取暖。尽管山里不缺柴烧，柴疙瘩满坡都是，但需要上山砍捡。滕老师总是在干活之余到山上砍柴疙瘩，挑到教室里，待到冬天就烧着取暖。那时的冬天尽管天冷地寒、环境差、条件艰苦，没有空调取暖，尽管一个个总是灰头黑脸，却洋溢着甜蜜和快乐。
就这样，在张老师滕老师的扶持下，我的教学生涯顺利开始，较其他同学幸福多了。
小院教书的第三个年头，我就调离了这儿。
记得有个中午，我还没有到校，张老师就捎信让我赶紧去学校，说中心校的业务校长要来听我的课，我慌里慌张地赶去了。当我真的站在讲台上后，一如往常一样进入角色，镇定自若。这都得益于张老师平时对我的帮助和训练啊。这节课后不久，我就调离了这个学校，离开了给我肩蒙给我厚爱的张老师滕老师，离开了那批善良可爱的孩子们。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课堂，当年的小院，都还历历在目，张老师滕老师早已退休安享晚年了，我的那些孩子们如今也已成家立业了。
那座小院早已不复存在，可是，我还会在梦里时时忆起她来。忆起我和张老师滕老师一前一后在教室里上课的情形，忆起我和学生们一起在那棵大杨树下嬉戏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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