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私自出国被通缉是真的吗
往事导语：由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记》中明确，唐朝有一项规定，禁止国民出关。玄奘为了求得真经，发扬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为违背了朝廷禁令，沿路关卡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
其实，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了“通缉令”的雏形。当时，“吴国名将伍子胥被裹入一场政治斗争，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悬赏捉拿。
伍子胥的画像——最早的“通缉令”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就曾被楚国画像通缉。
公元前 522 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国语·楚语》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楚国到了楚平王年间，因为楚平王荒淫无度，国势日衰。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伍子胥及其亲属被裹入这场政治斗争，后因亲属尽被杀害而逃到吴国。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悬赏捉拿。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所蒲坚教授认为，“这张伍子胥的画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通缉。”
但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东汉汉灵帝年间，为了缉捕张俭而制作的“通缉令”也可谓我国历史上极为典型的“通缉令”。
在汉桓帝时，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在其家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同乡人张俭不畏权势，毅然写奏折给汉桓帝，揭露侯览的罪行，请求诛杀侯览。但奏折终因落入侯览之手而被扣压，侯览与张俭也因此而结下冤仇。此次事件称为“党锢事件”。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侯览勾结同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并胁迫汉灵帝诏令缉捕张俭，张俭闻讯后仓皇出逃。侯览“刊章讨捕”，刻印了许多包括张俭年龄及外貌特征在内的公文，颁行于州郡，要求各州郡协助缉捕。
通缉令发出后果然奏效，张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虽然百姓“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张俭仍无处藏身。他走到哪里，官兵就追捕到哪里。几经流转，张俭逃到东莱（今山东掖县），藏在好友李笃家里。李笃也不敢久留张俭在家，又偷偷地把他送到塞外。直到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党锢事件”结束后，张俭才得以重归故里。
名称没有大的变化各时期呈现不同形式
自从出现通缉令至今，“通缉令”的名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历史上少见的继承方式。
玄奘曾被唐朝政府通缉
小说《西游记》中记载的唐朝玄奘和尚和历史上事实很有区别。由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记》中明确，唐朝有一项规定，禁止国民出关。玄奘为了求得真经，发扬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为违背了朝廷禁令，沿路关卡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最后，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
岳飞被十二面金子牌通缉
根据《岳武穆遗文》和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宋绍兴三年，岳飞因剿灭李成、张用等“军贼游寇”，得高宗奖“精忠岳飞”的锦旗。次年四月，岳飞挥师北上，击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岳飞也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同年十二月，岳飞又败金兵于庐州（今安徽合肥），金兵被迫北还。绍兴五年（ 1135 年），岳飞率军镇压了杨么起义军，从中收编了五、六万精兵，使“岳家军”实力大增。
绍兴九年（ 1139 年），高宗和秦桧与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这使岳飞不胜愤懑，由此引发了高宗对岳飞的怀疑。而在朱先镇，岳飞招兵买马，连络河北义军，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于是，高宗第一次发出金子牌命岳飞回朝，遭到岳飞拒绝。为了使百姓知道岳飞“图谋不轨”，并进一步给岳飞施加压力，高宗又连续十一次发出金子牌，并沿途散布关于岳飞“谋反”的信息。
朱元璋遭遇元朝“海捕”
元明清时期，通缉令的使用更加广泛。通缉令的制作主体也越来越扩大化，由最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制作逐步放大到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大部分也是“画影图形”。
元朝末年，战火连天，朱元璋起兵造反。在朱元璋造反之前，他就曾受到元朝通缉，元朝统治区域内几乎每个村落，都张贴着画有朱元璋头型和简单“犯罪”事实的“通缉令”，朱元璋无可藏身，最后被迫继续流落在皇觉寺为僧。
朱元璋造反之后，元朝政府更是采用了极端的通缉方式，他们制作了以朱元璋为首的“叛逆者”画像，只要见到类似于画像上的人，人人可以诛之。
清朝“文字狱”尽用通缉方式
尤其在清朝大兴“文字狱”之时，清政府为了“斩草除根”，往往将已经潜逃的罪犯直系亲属，由著名画师根据被捉拿的当事人的描述，制作成逼真的影象，张贴到全国各地，并以高额的悬赏金作为诱惑。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僚为了打击异己，防止他们逃跑，也采用上述方式，通缉于个主要关隘和大街小巷。
在整个清朝， 160 余起文字狱案中 , 乾隆时期就有 130 余起 , 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撤查禁书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举报上来的禁书作者，或刊载于邸报颁行天下，“以为通缉所用”，或令地方官员制作“通缉目录”，张贴到禁书作者可能出现到的地方，大肆进行搜捕，“诸多文人战栗不可度日。”
《红楼梦》被作为禁书后，因为曹雪芹已经亡故，乾隆政府将刊印、手撰、收藏的所有人都作为了通缉对象，清朝刑部制作“檄文”，就像对待战犯一样全国缉拿。
其实，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了“通缉令”的雏形。当时，“吴国名将伍子胥被裹入一场政治斗争，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悬赏捉拿。
伍子胥的画像——最早的“通缉令”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就曾被楚国画像通缉。
公元前 522 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国语·楚语》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楚国到了楚平王年间，因为楚平王荒淫无度，国势日衰。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伍子胥及其亲属被裹入这场政治斗争，后因亲属尽被杀害而逃到吴国。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悬赏捉拿。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所蒲坚教授认为，“这张伍子胥的画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通缉。”
但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东汉汉灵帝年间，为了缉捕张俭而制作的“通缉令”也可谓我国历史上极为典型的“通缉令”。
在汉桓帝时，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在其家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同乡人张俭不畏权势，毅然写奏折给汉桓帝，揭露侯览的罪行，请求诛杀侯览。但奏折终因落入侯览之手而被扣压，侯览与张俭也因此而结下冤仇。此次事件称为“党锢事件”。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侯览勾结同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并胁迫汉灵帝诏令缉捕张俭，张俭闻讯后仓皇出逃。侯览“刊章讨捕”，刻印了许多包括张俭年龄及外貌特征在内的公文，颁行于州郡，要求各州郡协助缉捕。
通缉令发出后果然奏效，张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虽然百姓“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张俭仍无处藏身。他走到哪里，官兵就追捕到哪里。几经流转，张俭逃到东莱（今山东掖县），藏在好友李笃家里。李笃也不敢久留张俭在家，又偷偷地把他送到塞外。直到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党锢事件”结束后，张俭才得以重归故里。
名称没有大的变化各时期呈现不同形式
自从出现通缉令至今，“通缉令”的名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历史上少见的继承方式。
玄奘曾被唐朝政府通缉
小说《西游记》中记载的唐朝玄奘和尚和历史上事实很有区别。由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记》中明确，唐朝有一项规定，禁止国民出关。玄奘为了求得真经，发扬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为违背了朝廷禁令，沿路关卡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最后，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
岳飞被十二面金子牌通缉
根据《岳武穆遗文》和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宋绍兴三年，岳飞因剿灭李成、张用等“军贼游寇”，得高宗奖“精忠岳飞”的锦旗。次年四月，岳飞挥师北上，击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岳飞也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同年十二月，岳飞又败金兵于庐州（今安徽合肥），金兵被迫北还。绍兴五年（ 1135 年），岳飞率军镇压了杨么起义军，从中收编了五、六万精兵，使“岳家军”实力大增。
绍兴九年（ 1139 年），高宗和秦桧与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这使岳飞不胜愤懑，由此引发了高宗对岳飞的怀疑。而在朱先镇，岳飞招兵买马，连络河北义军，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于是，高宗第一次发出金子牌命岳飞回朝，遭到岳飞拒绝。为了使百姓知道岳飞“图谋不轨”，并进一步给岳飞施加压力，高宗又连续十一次发出金子牌，并沿途散布关于岳飞“谋反”的信息。
朱元璋遭遇元朝“海捕”
元明清时期，通缉令的使用更加广泛。通缉令的制作主体也越来越扩大化，由最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制作逐步放大到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大部分也是“画影图形”。
元朝末年，战火连天，朱元璋起兵造反。在朱元璋造反之前，他就曾受到元朝通缉，元朝统治区域内几乎每个村落，都张贴着画有朱元璋头型和简单“犯罪”事实的“通缉令”，朱元璋无可藏身，最后被迫继续流落在皇觉寺为僧。
朱元璋造反之后，元朝政府更是采用了极端的通缉方式，他们制作了以朱元璋为首的“叛逆者”画像，只要见到类似于画像上的人，人人可以诛之。
清朝“文字狱”尽用通缉方式
尤其在清朝大兴“文字狱”之时，清政府为了“斩草除根”，往往将已经潜逃的罪犯直系亲属，由著名画师根据被捉拿的当事人的描述，制作成逼真的影象，张贴到全国各地，并以高额的悬赏金作为诱惑。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僚为了打击异己，防止他们逃跑，也采用上述方式，通缉于个主要关隘和大街小巷。
在整个清朝， 160 余起文字狱案中 , 乾隆时期就有 130 余起 , 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撤查禁书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举报上来的禁书作者，或刊载于邸报颁行天下，“以为通缉所用”，或令地方官员制作“通缉目录”，张贴到禁书作者可能出现到的地方，大肆进行搜捕，“诸多文人战栗不可度日。”
《红楼梦》被作为禁书后，因为曹雪芹已经亡故，乾隆政府将刊印、手撰、收藏的所有人都作为了通缉对象，清朝刑部制作“檄文”，就像对待战犯一样全国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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