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胡秀英曾对人提起，港督夫人有一年邀请她到家里做客。但门卫打量衣装，认为她是打工农妇，不让进入。最后，港督夫人亲自到门口迎接。
她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荣休教授毕培曦也记得，1969年1月，他在这所大学读大一，生物课堂上，“冷不防走进一个女的”，“穿着略嫌过宽的陈年衬衫和毛背心，……腰间还挂了条带灰点的‘祝君早安’毛巾”，学生们猜她是清洁工，只见她二话不说，走到黑板前书“Why Plants?”，既而英文开讲。他们才惊觉，原来她就是刚从哈佛大学借调到中大崇基学院的教授——胡秀英。
1935年毕业后，施德蔚教授推荐她到岭南大学生物系读研，因为那儿有全国最大的植物标本室。其后，她师从竹子分类学家莫古礼，完成硕士论文《中国之补品》。当时，莫博士曾问她论文命题。她回答，黄河流域的婴儿死亡率，在农村占50％以上。母亲生她前，曾有二男三女，其中3个死于脐风。她出生后，父亲专到镇上买药，煮后喂她，她才得以活命。她要探寻到底是什么药救了她。
“之后明白那种小儿药含有一种冬青‘救必应’(ILEXROTUNDA)”——胡秀英在《我和冬青的故事》中写道。
1946年，得益于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帮助，她成功申请到哈佛大学安诺德树木园，跟随迈尔教授继续求学。她为博士论文请教导师。迈尔教授笑着说，既然你曾经探索冬青属植物的问题，何不更进一步，深入其中，昂首阔步而归?
1949年，胡秀英系统发表中国冬青的分类著作，从而奠定了她的学术地位——国际植物学界称呼她“HOLLY HU”(holly即冬青)。1957年，她受太平洋科学研究会之请，撰写《中华食用植物》，再获美国科学成就奖。
60年代，胡秀英是全球7位从事野外采摘女植物学家之一。1975年中大荣休后，在不支薪的情况下，她依然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她对助手戏言，“我每天8点，准时到办公室。如果10点还不见来，一定是死在家中。”
“抗战时，她看到成都云集的知名教授，对四川植物并不十分了解，上课时常引用国外案例。于是，她独自在四川往西藏方向采集标本。兵荒马乱，地况险阻，她毫不考虑自己一介女流，幸亏好心的山里人将她收留。”说时，毕培曦打开中大科学馆E座104室的侧室，“这一标本馆是她来中大后，亲手打造。现有三万多种植物标本。除一份保留馆内，其他5份分别赠给美、英、大陆的其他大学。”
被问一生可有憾事?她两眼泛红。到哈佛第一年，母亲在家乡过世。待她接到信时，母亲已走了一个多月。36岁，她与一医生结婚。婚后两年，7月4日，趁美国独立日放假，她想回哈佛写书。丈夫开车送她至火车站，约好周一下班后接她。到时苦等不来，她始觉不妙，赶回家中，“发现他已突发心脏病死在床上”。“生活如果不是为自己，死就不可怕了。”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她早已了悟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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