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理性程度的标杆。像祥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啻是社会的福音。
大约90年前，彼得·德鲁克差不多八九岁的时候，见到了当时已经在欧洲声誉日隆的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再怎么著名的学术巨擘，对于一个八九岁的懵懂孩童来讲。似乎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但是，就是这次一生中与精神分析大师的惟一见面，在小德鲁克幼稚的心灵中留下了印象。因为父母亲的重要提醒，小德鲁克深深记住了弗洛伊德。
他的父母是这样对他说的：“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噢。或许该说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了。”
八九岁的孩子似乎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小德鲁克反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
他的父亲简捷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比皇帝还重要。”
尽管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粉丝”。尽管时常还会对弗氏的学说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小德鲁克的父母还是不吝誉词，对这位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表示了至高的尊重。与弗洛伊德的见面对小德鲁克日后成为一代管理宗师是否有促进作用，我们无法妄断，不过，父母亲对知识的崇敬之心，对知识分子的景仰之情，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推动着小德鲁克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理性程度的标杆。像样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啻是社会的福音，因为正是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引领着大众理性的发展，催生着健全的时代精神。这也正是人们推崇知识分子、神圣化大学校园的原因所在。
与将近100年前的时代状况相比，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有着怎样的进展?两相对照。可能使许多人大为失望。的确，现时代的物质状况已经比古希腊甚至一个世纪前大为改善，即便如此，有多少人敢于断言。今人的心智已经远远超乎古希腊人了呢?
5年前，英国的BBC曾经做过一个由5500名英国民众参加的民意调查，调查公众心目中有史以来“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结果显示，温斯顿·丘吉尔排名居首，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十位。尽管达尔文、莎士比亚和牛顿分别排在第四、第五和第六名，已经体现了公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应有尊重，但是。在前100位名录中，大卫·贝克汉姆和J·K·罗琳等大众明星有位，诸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罗素等等对英国的思想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顶尖知识分子却暂付阙如。在这份名录中，“皇帝们”仍然高昂着他们的头，占据着极其显要的位置，那些比弗洛伊德更重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享受到“比皇帝还重要”的荣誉。21世纪初5500名英国公众所代表的平均心智，并没有能超出近百年前小德鲁克父母的水准。
持有历史进化论立场的人们，在这种两相对照面前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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