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