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实行“酷政”背后的隐情
先让我们睁大眼睛打量一下朱元璋：当天下乱离之际，以弱者而从群豪中脱颖而出，亲手打造了一个王朝；他驱除胡元归沙漠、奠安华夏恢复中国，俨然民族复兴之主；他躬率六军，亲赴矢石，军队是其亲手缔造，骁将皆为两淮子弟；他登基以来，夙夜图治从未怠遑，更兼在位三十一年，积累深固，威仪日重……可以说，无论从经历、建树、威望、地位和实力任一方面看，朱元璋均是千百年少见的强势君主。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起于最底层，拥有对残酷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由此磨炼出来的心理性格。
每个看过朱元璋画像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张脸——《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真会说话，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它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他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头狠霸的大猩猩。这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硕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摩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传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坎坷下等的出身和遭际，尽管贵为人君，无情岁月的痕迹也许可以从宫廷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
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有一个评价，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从这里，我们发现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盖所谓暴君者，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得上这称号。不论朱元璋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是得利受惠的。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残无人道地对待贪官污吏，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
细玩朱元璋的暴力驭吏，深感此人乃是天生权术大师，他通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不可告人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颖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被赐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每个看过朱元璋画像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张脸——《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真会说话，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它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他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头狠霸的大猩猩。这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硕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摩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传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坎坷下等的出身和遭际，尽管贵为人君，无情岁月的痕迹也许可以从宫廷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
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有一个评价，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从这里，我们发现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盖所谓暴君者，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得上这称号。不论朱元璋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是得利受惠的。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残无人道地对待贪官污吏，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
细玩朱元璋的暴力驭吏，深感此人乃是天生权术大师，他通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不可告人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颖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被赐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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