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简媜告诉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困境不同,但仍然要相信,对生命热爱、对梦想追寻的这份毅力,会引领我们脱离困境。不要轻易认为今天就是末日,因为明天的太阳跟今天不一样。
“宁愿是荒野上饥饿的鹰,也不愿做肥硕的井蛙!”执是之故,我学会捆绑行李。
总是独自走上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安顿自己。小学毕业,明明附近有所国中,我却跑到离家40分钟车程的国中就读。好不容易与他们熟了,成为一分子;明明附近有几所高中可供选择,却大胆地跟导师讲:“我要去台北考高中!”第一次,我知道北一女、中山、景美等学校,我问老师志愿顺序,他不太确定,但终于帮我排妥。他没问万一考上了,怎么安顿?我没提,那是我自己的事。
拿到准考证,回家才跟家里提,家人一向不管我功课。那时父亲刚逝两年,母亲出外工作兼了父职,阿嬤管田地、家园,我是老大,弟弟妹妹才上小学。谁管得到我?也不需任何人叮咛,我跟老天爷杠上了,赌一口硬气对自己讲:“你要是没出息,这个家完了!”
15岁,捆了今生的第一个行李,连牙刷、毛巾都带走。屋前厝后,巡了一趟,要狠狠记住家的样子,躲在水井边哭一场,忽然长大了5岁。我不嫉妒别人的15岁仍然滚入父母怀里,睁着少女的梦幻眼睛,而我却得为自己去征战,带刀带剑地不能懦弱。
所以,孤伶伶地在台北寄人篱下,每天花三个钟头往返于台北一所高中与复兴南路的亲戚家。台北火车站前,清晨卖饭团的妇人,我拿她当妈妈。坐在淡水线火车上,饭团啃完了啃书本,每本书烂得软趴趴。课堂上,闭眼睛都知道老师说错一个年代。
那时,校内的读书风气不盛,许多人放学后赶约会、跳舞、逛夜市;情况好的,赶补习班。我没有玩的权利,也没经费参加课外补习班。还是那副硬脾气,就不相信出考题的能撂倒我,非上好大学不可。
这样逼自己,正常的十七八岁身心也会垮的。平常,没谈得来的朋友,她们追逐影星、交换情书,我没兴致;想谈点生命的困惑与未来梦想,她们打不起精神。我干脆跟稿纸谈,谈迷了,就写文章、投稿,成天在第二堂下课后冲到训导处门口的信箱,看有没有我的信。若是杂志社寄来刊稿消息,我会乐得一看再看,看到眼眶泛红;大报副刊寄回退稿,则撕得碎碎地喂垃圾桶,我想:“总有一天……”为了那一天,吃多少苦都值得。
我做事一向劲道猛,非弄得了若指掌不可。迷上写作,连带搜别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他们写的好,我写不好,道理在哪儿得揪出来才能进步。常常捧着两大报副刊上的名家作品,用红笔字字句句勾,我不背它们,我解剖它们,研究肌理血脉,渐渐悟出各有各的路数,看懂名家也有松垮垮的时候。那时很穷,买不起世界名著,铁了心站在书店速读,霍桑的《红字》、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泰戈尔全集》、托尔斯泰的《高加索故事》……有些掏钱买了,其余则浏览,希望将来变成大富翁把它们全娶回家,看到眼瞎也甘愿。“世界太大,生命比世界更大,而文学又比生命辽阔!”我决心往文学路上走,不回头。
缺乏目标的年轻生命好比海上扁舟,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里去,考大学只是眼前目标。我知道为什么必须上大学,不是依社会价值观、师长期待或盲目的文凭主义,而是依自己对生命的远大梦想。
高二暑假,我写了一封信回宜兰,告知已从亲戚家搬至大屯山学校附近,月租300元,由于没钱上补习班必须靠自己拟定“大学联考作战计划”,因此今年不回家割稻了。“身上尚有稿费及打工赚得的钱,够用两个月了。请家里放心,我会打胜仗的。”
每天,依例凌晨4点起床早读,按照作战策略,这个暑假必须总复习所有科目并预读高三功课(已搜得学姐的旧课本),至少做一遍从各补习班、明星学校搜集的题库、试卷及历年联考试题,并且每隔半月“验收实力”——看自己能考上哪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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