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1987年的上海，一个名叫张方的小男孩震惊了教育界：仅仅13岁的张方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所在的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王乾德躬身问小张方：“是谁教你的？”

张方告诉他：“是父亲。”

1964年，张方降生时，他的父亲张政正在摆地摊，一边高声吆喝，一边四下张望，看有没戴红袖章的人走过来，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神童”之父。

张政曾经是一名人民教师，但当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又有亲戚在台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被迫离开原来的家，栖身于一个小阁楼里，全家人的生活都靠张政去小菜场摆地摊贩卖自制的刨子。

张方小时候，由于父亲“不光彩”的出身，常常在街头巷尾被小朋友们追打。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把打架的人统统站一起处罚，还阴阳怪气地对他说：“小方啊，你长大后跟你老爸一样。”

张方经常泪光闪闪地哀求道：“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张政看到整日挂着眼泪的儿子，护犊之心大起，决定让张方留在家中，闭门不出，用《春秋》、《史记》中的历史故事，用《孙子兵法》中的哲理来打发儿子的时间。

张政代课的机会很少，一旦有了，张政就带着张方一起去。他要儿子在听课的同时，知道他父亲除了是个小贩、清洁工外，还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改变张方以及张政人生道路的转机，恰恰源于张政在工农速成学校代课时拿到的一份资料。这是一份美国科学院教育处霍尔姆兹儿童教育会议文件总汇，执笔者是世界级教育专家本杰明。S.布卢姆。

布卢姆在《教育过程》一文中认为：只要选择恰当的途径，即可把艰深的、甚至高等数学的内容向儿童灌输。

看完此文，一个令张政不“安分”的念头产生了：反正儿子无法接受常规的课堂教育，与阳关大道无缘，何不独辟蹊径呢？

凭着多年当老师的经验，张政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存在钝感，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而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小学数学教育仅限于教四则运算，在他看来，这是对儿童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时的传统教材是按学科发展历史顺序来“循序渐进”的，结果导致中学毕业也只学到中世纪数学水平，这样的“循序渐进”是不是科学？

张政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延用的是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模式，对教育过程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太机械，而不是依照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他对此非常不满，而他本人学贯数、理、化，便试图按某一主线，将这三门学科贯通起来。

张政很珍惜儿子的天性，他觉得所谓“人才”，首先是“人”，而后成“才”。那么，如何不逆儿童天性，而把艰深的概念、复杂的方法教给儿童，使其耳聪目明呢？

张政凭借多年的经验，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然后耐下心来，一一做了尝试——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张政对张方的教育方法是，首先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所以，张政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微积分的数学同时起步教。

在动荡的文革时代，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张政却有个宏大的设想，他要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把初中高中的数理化都教给刚到上小学年龄的张方。

为了培养儿子，曾经做过中学教师的张政开始自己编写教材，他跨越了传统教学循序渐进的体系，把中学的三角几何代数、大学数学的微积分，加上相关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合到了一起。

“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正是这个执着的信念，引导着张政在制造“神童”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张政对张方的管教非常严格：天冷了不想起来，张政会掀张方被子；如果第二天背不出公式，张方有时会挨耳光。虽然张政说，教张方读书并不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只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但张方深深感到父亲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那种迫切心情。

直到四年级的时候，张方才回到学校读书。苏联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本分析习题集，水平达到大学数学系水准，有4800道题目，他大概做了3800道，数学水平已远远在同龄人之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

一天，张方与数学老师爆发了一场让父母至今记忆犹新的冲突。

那是张方做的一道求解梯形面积的题目，老师批错了，他就拿着试卷希望老师改回来，结果老师只是挖苦他。张方就跟老师辩论，老师说：“错了就错了吧，分数就不还给你了。”

张方很不服气，对老师出言不逊：“你到底会不会做数学题？”接着就给老师出了三道高中数学题，结果老师答不上来，面红耳赤。

宁铂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中国第一神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了他。当时，宁铂与方毅下围棋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1978年大年初二，张政在马路的壁报栏里读到了这篇报道。这让张政激动无比，多年来的教育成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

接到张政的推荐信后，中科大立刻派人来对张方进行测试考核，一共有7名中科大的老师来到上海。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张方从上午8点多一直考到下午5点多，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

考试时，张方遇到一道要求用归纳法解析的题目，没有学过归纳法的张方试着跟老师商量道：“老师，我能不能用其他方法解这道题目？”

监考老师一口答应下来。张方感觉到大学老师出的题目、思维方法更多元，因此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深深的向往。

等候在外的张政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不仅不担心，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说明张方肯定能解他们的题，考大学有戏！

果然没过多久，张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不满14岁的张方通过了中科大的测试，进入首届少年班。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张方开心极了，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问道：“大学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好玩的地方呢？”

张政微笑不语。从儿子小时候起，“考大学”就是他一直灌输给张方的目标，但那个时候，张方太小，对大学的概念很模糊，还以为大学就是一个乐园。

这一年，张方成为上海首位少年大学生，一时传为佳话。

在上海教育界，他是一颗闪亮的明星，被誉为“神童”。但张方对这个称谓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神奇，只是读书比别人好一点而已。”

从张政的“神童班”走出来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还是思维能力都超过了普通学生

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由于张方当时的家庭成分问题，政审没有通过，不准他入校。

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对第一届少年班的情况非常关心，得知这个情况后，给张方亲自做了批示：“允许入学。”迟到两个星期的张方这才得以进入中科大学习。

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的学生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在这个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环境里，张方看到周围的同学跟自己差不多，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于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张方后来回忆说：“感觉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还有一群水平相当的伙伴。”

大学时代的张方依然稚气未脱，喜欢搞些恶作剧。他有时候下课抓只青蛙回来，放到人家铅笔盒里头，等到别人一上课打开铅笔盒，青蛙就跳出来。上课的教授笑着问：“谁干的？”

1978年，全国上下对知识的需求到了饥渴和狂热的程度。少年班的“神童”们几乎成为全民偶像，全国上下都对他们热切关注并寄予厚望。

这批孩子已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张方说：“我们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礼物：南京一所学校的小学生寄来糖果和花生；一名解放军战士把历年获得的日记本送来，给我们当习题本；还有一位不知道叫什么的人大代表，每月寄钱来，要老师买东西给我们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和科学家前去看望，鼓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好好学习。

一个多月后，这批少年大学生被安排到各个系。

张方选择了近代力学系的工程热物理专业，梦想将来从事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他说：“小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铅笔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我指着铅笔盒对父亲说，将来我要造大飞机。”

张政用独创的教学法将13岁的儿子成功送入中科大少年班之后，历史悄悄地翻过了他当清洁工、小贩的那一页，张政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开办了一个“神童班”。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张政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张方时，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表示愿意试一试。这个想法得到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

1978年9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8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

张政的招生简章是这样的：

学生：6-7岁的儿童，就近招收；

智商测定：基本属常态儿童。

张政开始亲自刻蜡纸、摇油印机，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制造神童”的“秘方”。

“秘方”告诉人们：智慧的开启使儿童变得聪明，胜于知识的传授，“神童”不在于他超常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他超常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即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教材的编写顺序上，张政抛弃了按学科发展历史先后顺序的做法，而是按儿童的逻辑思维发展能力。如在一步完成演绎推理的求解题中，原来的一年级算术，“进化”为代数或三角函数；原来一年级就要求解的应用题，从析题到解题需要二至三步推算，他使之“隐退”。

张政打破了数、理、化之间的学科界限。他在教三角函数时，物理就跟上力的三角解析；物理讲了定量、面积的度量，数学就跟上小数运算；代数讲比值，化学就跟上分子式运算。

经常引起张政反感的，是传统教材中常让儿童去计算生产队亩产、工厂生产率。他觉得教育要与时代同步，就要让儿童接受现代、至少是近代科学概念。他不教单纯的20以内的四则运算，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学会，他的基础训练就是要儿童走进现代科学的王国。于是，在他编的教材中，出现了周围的人听不懂，或者从不敢讲给儿童听的概念，比如线性规划、网络矩阵、拓扑变换。

在网络矩阵启蒙中，他出的题是：图中A、B、C三点之间有多条单向通道，要求学生将这些通道储存在矩阵中。

在拓扑启蒙中，他画出一个立体几何图形，要求学生从一个特定视角将其画在平面图上。

在二年级物理课上，张政就开始讲到重心、支点这类抽象概念。他画了几张画，通过画来提问：“杂技演员走钢丝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鸭子被赶时为什么会跌跤？恐龙的尾巴和头颈为何一样长？”学生们居然都听懂了。

张政把他编的教材命名为《儿童高等理科教材》，既符合儿童心理，又属“高深”的学科范畴。

五年后，实验班参加全市初中毕业生统考，结果平均成绩为：数学84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发散性思维”对比测试，实验班儿童的思维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与高二优生相仿。

1984年，上海市政府教卫办决定：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理科实验班”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改革”科研项目，由上海师大教科所接管，评估进一步整体化、系统化。

1985年，张政“神童班”里的18名同学分别考入了交大、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当时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也不过16岁。

张政的“神童教育”第一次获得了全面成功。

因为一时冲动，“神童”张方成了“二等公民”，只能做临时工

在父亲的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张方却遇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

张方对搞学术、做科研、造“大飞机”一直怀有强烈的愿望，但他在毕业时却未能如愿。毕业分配时，由于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张方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系领导甚至没有把他安排到家乡上海，而是将他分配到了专业不对口的一家炼油厂——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

张方说：“他们说南京离上海挺近，工作后还可以考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张方感到十分不满，如果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坚持，很可能就留在学校了，也许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毕业分配的不顺利，是张方走上“非典型”成长之路的开始。

1983年，张方在大学毕业到工作之间有一段休假时间。由于对工作安排不满意，张方当时决定先不去报到，希望档案能退回原籍，恢复上海户口。

就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件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做生意。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个体户地位不高，何况张方还是一个顶着“神童”光环的大学毕业生，做生意绝对是相当大胆之举。

当年7月，张方和朋友一起筹集了几百元，在上海批发电子手表，然后跑到安徽的大街小巷兜售。张方刚刚“赚了一点小钱”，就被父亲张政制止了：“那不是白读书了吗？”

父亲要求他去南京报到。于是，在离截止日期只差一天的时候，张方赶到了炼油厂。

由于去做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人员，再加上工厂无法满足他考研的要求，19岁的张方仅仅在金陵化工总厂干了8个月。他对化工一窍不通，而且心存不满，在厂里的生活很不如意。张方抱怨说：“化工厂的味道、炼油厂的味道特别厉害，你捂被子还能闻到那个味道，是硫化氢的味道。”

有一次，老员工叫张方到催化车间去检查催化油性管，让他们戴着口罩爬进去。看到油性管里面布满了化学粉尘，张方坚决反对：“我不爬，我不想看！”

从小生活在书本里的张方，在工厂的现实里感受到极大的反差以及从没有过的挫折感，这个一向骄傲的小伙子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

不久，厂里因为张方不懂化工，过年时就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

不服管的张方一气之下丢下了户口和档案，不辞而别，只身跑回上海。这个决定，不仅让他失去了“神童”的光环，更让他在以后的19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张方无法在上海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临时工。

张方最初想到的是做老师，但是由于没有户口，街道里面安排就业没有他的份。有几个学校本来有机会让他去讲课，试讲也通过了，可是一听没有户口就连连摆手。于是张方只能以代课为生。

同样在一个学校教书，别人开工资，他就只能拿点代课费，福利一概免谈，甚至连个身份都没有。

原本打算安安稳稳留在代课教师岗位上的张方又没能如愿。开学后不久：校长过来找到他，说他的位置已经有正式教师来顶替了，让他赶紧离开。

当年风光无限的“神童”，因为一时的冲动，吞下了苦果。为了生活，张方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方的生活过不下去。1984年，张方回到上海到一些学校代课，有时还做家教、导游，甚至做泥瓦匠、木匠、电焊工，样样都肯干，几乎尝试了他所能从事的各个行业，只是从来没有机会研制飞机发动机。

就这样，仅仅三个多月，张方挣了800多元，买了当时非常罕见的电冰箱。

张方感到很欣慰：“我在炼油厂的工资才58元，而我当时一个月可以挣300多元。”相比之下，张方的生活境况甚至好于他的很多同学。

1985年，张方又约了几个朋友，筹资7000多元，到江西新余做服装生意。他们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卖服装。但父亲张政仍然激烈反对，要求他去考研。

恰在那个时候，张方的大学老师邀请他去深圳大学从事科研工作。那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思想解放。在深圳大学能源研究所，张方作为一名借调的研究员工作了一年多，但由于无法解决档案问题，最终未能留下。

眼看工作落实困难，张方决定出国留学。

1990年，张方赚得一笔费用后，回到上海学习英语。

1993年，他通过了托福考试。张方把出国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在拿到几家国外大学的入学许可后，为赚取留学必需的费用，他在深圳拼命干活，白天在一家宾馆做电工，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兼职，教财经英语和高等数学。

然而，他费尽心机办好了担保和护照，却因“年龄偏大”等原因，签证被拒。三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三次拒签，彻底断送了张方的希望。

张方后来回忆说：“我买了一份美国的担保，用掉2500美金，然后自己一分钱都没有了。”连连失意的张方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

1997年，张方结婚了，一家三口住在徐汇区一条老式里弄的公房里。

2002年，张方的户口终于迂回了上海，但一切似乎都已经太晚了。

这时候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很多，张方已经没有昔日的优势了：学历没有优势，年龄没有优势，而且专业也没有优势。

如今的张方“子承父业”，与父亲张政一同在狭窄逼仄的家中开办补习班，以此为生。

当年张政的“神童班”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教育界的争议，“神童班”在办过一届之后没有再办下去。如今？张政又重新开办了“神童补习班”。

每到周末，六七个孩子总会聚在闵行碧江路的一间仅能容下一张桌子、一块黑板的普通小屋里，学习美学、哲学、工程力学等知识。

“美是什么？”张老师一发问，孩子们就纷纷抢着回答：“漂亮衣服！漂亮玩具！还有漂亮……”

“那爸爸努力赚钱，顾不上穿漂亮的衣服，他觉得什么最美呢？”

孩子们愣了几秒钟，一个小男孩说：“赚钱最美。”课堂中响起一阵笑声。

等孩子们又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最美的事物后，张政总结说：“高尔基说过，生活中完善的理想是最美的。”

孩子们歪着小脑袋，似乎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节儿童美学课从上午8点半一直上到10点半，中间没有休息。平时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这里特别安静，一直集中精神听讲。

张政站在黑板前生动地讲解着天文、地理、数学、美学，精神抖擞，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已是古稀老人。

教出一个又一个“神童”的张政心中最难过的，莫过于当年名噪一时的儿子张方至今无业，只能“子承父业”，以做家教为生。对于张政来说，他不知道谁应该对张方的遭遇负责，是生活还是命运。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常常陷入自责。

现在，张政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张方可以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他仍在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而努力。他经常对张方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有你。”

张政殷殷嘱咐儿子：“希望你能继承我这个教学研究，把只需要六到八年就能够达到高中水平的教学实验继续下去。因为公立学校都没有这个打算，我只能寄希望于你了！”

张方回答说：“爸爸，我没有你这样深厚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方面，渗透进你的思想还是有可能，全盘接过来恐怕不大现实。”

如今，昔日“神童”张方正把他曾经的学习方法教给更多的学生，星期一到星期五备课，双休日做家教。

在小小的家里，他正在实现自我价值。张方说，这个价值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虽然比不上企业家，但“相当于几个教师的收入”，足够满足三口之家的生活。

张方目前最担心的是社会保障问题，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按揭等。这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大，让张方感到越来越沉重。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老了以后怎么办，谁养我？养老保险我现在没买，也没有单位帮我交。”

即便坎坷如是，但回首这段人生路，张方依然觉得自己很成功，用他自已的话说：“以后我想写本书。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真实地活着，我能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享受到了自由发展的乐趣。即使在做泥水匠的时候，我也清楚，我这样做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