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我的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一年只在十月开学的时候打扫一次，平时不许掸灰尘。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这些竖着的宝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砖一样紧码在书架上，有的像廊柱一样堂而皇之地间隔矗立着，我感到我们家是靠了书才兴旺的。我在一间小小的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一些方方厚厚的古代艺术珍品，它们亲眼目睹我出世，也将给我送终。书不离身使我有一个清静的过去，也使我有一个清静的未来。
从书里跳出来的句子使我惊恐不已，这可是真正的蜈蚣啊：音节和字母麇集在一起乱躜乱动，二合元音拉得长长的，双辅音抖抖嗦嗦的。琅琅的读书声中鼻音很重，虽然休止和换气时稍断一断，但仍旧浑然一体，抑扬顿挫地带着许多我不懂的词语向前流动，根本不搭理我。有时候没有等我明白，就滑过去了；有时候我早已明白，却大模大样地摇来摆去一直拖到终点，连一个逗号也不给我落下。毫无疑问，这篇宏论不是为我而发的。
至于故事，则经过一番节日的打扮。樵夫、樵夫的老婆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所有这些平民百姓，我们的同类，都变得庄严郑重起来了。人们用华丽的笔调描述他们褴褛的衣衫，言词装饰着事物，使行动礼仪化，使事情仪式化。故事讲到这里，就有人向听众发问，外祖父的出版商专门出版学校读物，他自然不肯失去任何机会去训练年轻读者的智慧——
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个孩子发问：要是处在樵夫的地位，你会干些什么呢？你喜欢两姐妹中的哪一位呢？为什么？你赞成惩罚巴贝特吗？这个孩子不完全是我吧，我可害怕回答呀。不过我还是作了回答，但我微弱的声音消失了，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安娜·玛丽也是，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带着“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亲的孩子，她则是所有孩子的母亲。母亲停下不念了，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回书，夹在腋下走了，连谢也不说一声。
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使我神往的“啪嗒”翻书声。莫里斯·布肖眼观世界，关怀着儿童，宛如大商店的各部门主任关照着女顾客。我十分得意，无意中喜欢上预先编好的故事，而不怎么喜欢即兴的故事了。我对言词前后严密的排列开始具有感受力，每念一遍，书上都是同样的词，都是同样的秩序排列，可以事先盼着。在安娜·玛丽的故事里人物则是瞎碰运气的，就像她自己瞎撞瞎碰一样，但最后人人各得其所。而我好似在做弥撒，人名和事情周而复始地在我耳边缭绕。
我于是妒忌起母亲来，决心取而代之，强夺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我拿着书躲到堆杂物的房间里，爬到一张有栏杆的铁床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我顺着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过。我大声地给自己编讲故事，并且注意发清楚每个音节。
家人无意间撞见了我——也许我故意让人撞见——喜出望外，决定教我识字，我很勤奋，活像初学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开小灶上课：我带着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爬到围栏式铁床上学起来。这个故事我记得很熟，一半靠死记硬背，一半靠连蒙带猜，反正我一页接着一页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页，我已经学会念书了。
应该区别两种阅读：一种是局限于某一时间范围的阅读，是阅读一些直接有助于我的文学或哲学写作的书和文献；另一种是自由独立的阅读——读的这本书是刚刚出版的，或者是由某个人推荐的，或者是一本我没有读过的18世纪的书。就它关系到我的整个人的存在、我的整个生活来说，这也是介入的阅读，但它跟我那时要写的一本书没有什么确定的关系。
在这种对一切有文化者的无特定目的的阅读中，我开始接触到传奇故事，那是在十岁时。尼克·卡特尔和布法罗·比尔以及跟他们同样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看到了世界。布法罗·比尔和尼克·卡特尔的东西在美国很流行，从杂志每一期的插图上看，尼克·卡特尔成了美国人自己的创造物。他看来确实像一个标准的美国人，就像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他高大、强健，脸刮得很干净，他被仆人和伙伴们陪同着，他们都是一样的高大强健。
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纽约的生活。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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