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30岁以前，最迟在35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没戏了。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做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但我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予怎样的敬意和地位。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倾向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35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承认，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
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平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于是，我又联想到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她追问：究竟是什么?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吗?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人生的象征。
当时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恐慌。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人的基本愿望时，文化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人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终对他们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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