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狼式的记者，只有很小的生存空间。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时间越来越快，交通越来越发达，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元。
在祝福退休的敬一丹和离开央视的崔永元的同时，仍然在央视坚守的水均益心态复杂：“我们努力做的是从我们身上看到更多中国电视人的希望，而不要把我们当成化石。《焦点访谈》是中国电视改革的标志性节目之一，其实我们越到现在越着急，越纠结。当时那么一个叱咤风云、那么风靡的节目，现在大家觉得不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有很多个窗户，很多机会，不可能说有一个栏目可以连续火个20年。所以，不一定要守着某个一亩三分地才能干一点事，只要我还是记者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以下是水均益接受独家专访的口述实录。
风光背后的无奈
我已经采了400多个国外元首了。
在中国的电视媒体当中，中央电视台几乎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我们面对中国老百姓的人数非常庞大，国外的大使要考虑传播效果，自然会考虑做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能够派我去采访，也是因为我有一定的资源。往往国外采访的邀请方会要求央视递采访者的简历，像面试一样，看这个人采访过谁，有没有实力。像采访普京也是这样，总统府告诉央视俄罗斯记者站，你们必须从总部派一个资深记者，然后我们台里研究之后，说水均益你去吧，简历递给人家，人家说挺好，合适。
所有我们采的人，都是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无论是电视台，还是外交部。大量的批准都是外交部，他们得同意，没有这个的话，首先就违反规定了。有那么一两个总统，不能做。
有过这种情况，我这边在给外交部走文，那边我答应采访人家。可还没有采访的时候，突然间外交部指令来了，不能采这个人，然后这个雷我要去顶，我得找理由，不能说外交部告诉我不能采你，我就说，我病了，我们也没有人，没有别的会外语的，实在抱歉，我只能用这种方法。
你觉得滑稽不滑稽，这是我的事吗？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事。你看看ABC、CNN、CBS，我们都知道的大腕，一有事，马航也好，克里米亚也好，他们直接就到了现场。我也想去，但我走不了。我得托人托关系，走后门，写报告，特批，所有这些因素全算上，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15天之内你能出发就算你牛。
在新闻采访外，最花时间和精力的，是和新闻采访无关的日常琐事。我50出头了，怎么说也是个腕，去采访普京，我撅着屁股办手续，从折腾出国开始，到了莫斯科，我一个人拎着箱子，住到中国使馆边上一个招待所里，70美元一天，那么小一间房子。采访从头到尾，化妆、造型、衣服，全靠自己打理。
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虽然有一个强大的CCTV在你的背后，但它遥不可及，有时候是让你抓不着的，甚至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副作用。你又不能离开这个平台，你离开这个平台你上哪儿去？
我去索契采访普京，当时拿到了独家的镜头，全台从新闻联播一直到各档的早间晚间新闻，新闻直播间，领导指示要铺天盖地用，要放大用。从台领导一直到我们的中心，各级领导，在各种例会，各种内部总结上，完全不惜笔墨地在表扬我。甚至于说水均益的采访是我们所有驻外记者要学习的范本。
当你数次风光地采访普京的时候，一个个案做得特别好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大浪在推着你，你就不用使劲，CCTV全体人推着你。可当没有好的个案的时候，你会是一颗沙子，大浪把你淘了，你会很无助，突然觉得你从一尊巨像，变成一粒沙子，这个反差来回，非常强烈的。
有的时候想想，我快退休了，干了这么多年，人家依然在重视你，你只要干出好东西，领导也好，同事们也好，还是很认可的。你有什么怨气可撒的，你有什么不满可撒的，但是又觉得为什么不理解我，为什么《高端访问》要被取消掉。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我个人来讲，比较适合的，还是在等待当中努力，在努力当中抓捕一些机会。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熬到有一个好一点的平台。有一个好的团队，有一个好机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如鱼得水，呈现我们的价值。
记者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独狼式的记者，只有很小的生存空间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时间越来越快，交通越来越发达，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元了。这个时代，信息爆炸，不可能再出现像以前的案例了。比如最早的一个国家地理记者，深入到非洲某一个地方，经过几年，拿出一篇惊世之作，现在这已经很难了。
靠我一人之力，很孤单的声音在呐喊，是没有用的。
作为一个行业一个团队，我们新闻团队和世界新闻团队有一定差距，我们新闻起步时间相对比较晚，在国际平台上，跟西方媒体同台竞技时间也不长。我的记忆里，差不多是我做伊拉克战争报道，才开始的，这是一个现实。
在马航报道中，整个事件的报道、调查、协调，包括搜寻主体，还是以马来西亚和国际上一些相关的国家和相关的机构为主展开的。在这上头我们中国媒体没有任何优势，无论是传统的优势还是我们的软实力的优势。
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媒体非常尽职尽责，中国媒体的垄断性，中国媒体对新闻线索对资源的整个覆盖，是外国媒体无法比拟的，因为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反过来在马航这件事情上，我们拥有的占有线索、占有资源的优势并不多。首先很简单一个问题，国际空难的调查，我们中国本来就不是强国，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卫星那些东西又是英国的欧盟的。
长期以来，我们国际新闻是一个边缘化的状况，或者说是国内新闻的陪衬。
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国际新闻的尺度不比国内新闻大。我个人感觉里，几乎和国内报道的尺度差不多，只不过方式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国内有些东西是很敏感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事，国际的东西，有的时候也一点都不能含糊的。
像马航事件，做着做着，来一道指令，一律“降温”，甚至非常技术，比如每天每档新闻的报道不能超过5分钟。我不知道他这个5分钟是怎么算出来的，类似于这种事，很多。包括像克里米亚、俄罗斯、乌克兰的新闻也是这样，按理我们可以报，国际新闻嘛，随便报！不行，涉及到俄罗斯那边的事，谁不知道跟中国有关系。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的新闻不应该简单地划为国际和国内了，因为很多事情是国内国际交错的，跨界的。你说乌克兰克里米亚，算是国际还是国内，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利益已经与克里米亚有关了。
中国总体的改革也是这样，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对外政策，综合考量，采取一种谨慎的做法。这里面非常纠结和拧巴的一个问题是：CCTV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独立电视台，不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我往往纠结和拧巴在这个地方，报着报着就不对了，报着报着就坏了，你代表政府立场，你是官方态度，你是官方媒体，你在这个问题上说话要小心，说话不能够说得太过等等。这是新闻人最大的困境。
也想过跳槽。但当你真正面对现实去想的时候，里里外外，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还是个人追求，都不大可能，都没有好的方向。还有一点，毕竟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大的新闻平台。这里还是做国际新闻最好的地方。
从央视走掉很多人，有些人去了其他地方，比如东方卫视，湖南，凤凰，但做新闻不能和央视比。你看鲁豫，累死，核心团队就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你可以变通，但是很累。而且跳槽也有适应期，在央视工作那么长时间，你形成了习惯性思维，突然去了商业传播机构，一开始心理上很难接受的。你突然发现你要看经理的脸色，受制于成本和利润。
不当制片人不当评论员
从2000年到现在，14年了，我都在当各个栏目的制片人。电视台的规律，三年一换，五年一个新栏目。从《世界》到《国际观察》，到《高端访问》，到《360》，再到《环球视线》，我一直在当制片人，没下来。
我一直赖着当制片人。为什么呢？我能说了算，起码在业务上，比如今天做什么选题，这个选题应该怎么做，我们要谈哪个角度，我怎么采访这个人……这上头我有一个决策权。我的要求就是你不用给我封官，当什么副主任之类的，我就要一个业务的决策权，就行了。在栏目里面，我起码对今天的选题，我有一个发言权，这是我坚持的。
制片人52岁就不能当了，因为过岁数了。怎么说呢，中国有些事情，一刀切的东西，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不完善，听上去甚至你觉得不可思议。我还得立志于本职工作，我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和环境，在电视台这个平台，目前对我来讲最好的一个平台。
人家认可你是一个老主持人，你是资深主持人，我这个团队，多年的积累。接下来要干的人，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学生，甚至于“徒弟”，手把手的，他们肯定会尊重我的意见。但是从现实来讲，不是这样的。我最怕的是不懂业务的人来指挥我，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当时央视开始准备成立评论员队伍的时候，按照当时领导定的盘子来讲，我也是评论员。但后来我渐渐感觉到，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合适的，还是一个记者型的主持人。我更希望还是在记者、在新闻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也就这样，也没有更大的抱负。
记者到评论员不是必经之路，也不是非得要追求的方向。术业有专攻，现在这种资讯的现状，特别是网络的发达，作为资深的记者，我永远是一个提问者，我永远是话题引导者。我到一个现场的时候，我可以利用我的知识和积累，来找准方向做报道，在栏目当中我也是这样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方式。
我已经在安排从央视退休的生活了。我给自己的安排是去高校教国际新闻，我最擅长的事，起码我觉得可以当个老师，教英文、教新闻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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